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的痛点所在

爱吃不胖的文邹邹

说明：本文为吴敬琏教授于2022年6月给《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第2版书写的序言中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
其他大量问题其实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本质上讲，是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改革停顿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早已是共识，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却从未消失。
这对国运兴替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
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实际上，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
第一、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
改开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的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
由于苏式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
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
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
借助于2001年的加入WTO，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
不过，“九五”期间GDP增长的突出表现使人们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
从“十五”（2001—2005）计划时期开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和“造大城”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
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地方的不二法门。
这就使粗放增长方式的种种消极后果迅速积累起来，并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又一次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
而且，2007年爆发了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的方针又一次转向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四万亿计划”应运而生，大水漫灌重新开始。
由于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杠杆率过高的病症。
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
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本世纪1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什么样发展方式的大辩论。
辩论的结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在进一步改革的推动下，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为核心，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不过问题还在于，正像我们在前30多年所经历过的那样，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和这些决定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能按照正确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
一、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
二、如果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
三、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
到底是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
还是选择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
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
然而，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
“计划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
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
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
加之法治建设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愈演愈烈。
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
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
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为极左路线翻案。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高层顶住了这种反历史的逆流，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当前，经济发展“预期转弱”，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
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民营经济为什么从热火朝天转为了现在的动力不足。
从2014-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18亿户。
他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很快地，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声音就再次响起。
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迈进的”，“要逐步消灭私有制”。
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这之后，虽然“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
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
再加上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仍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这就造成了当前宏观经济的困境。
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夏时蝉

现在已经不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了，现在提“发展要安全”，所有市场要素都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依靠市场调配。